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虚拟现实影像作为一种“情动—影像”机制，源自身体对信号的整合，触觉认知带来的身体经验使纪录片产生了远比文学艺术强烈的“移情”效应。虚拟现实内容的沉浸性以“去中介化”营造在场感，以“交互性”搭建互动叙事，以“想象性”在虚拟空间中获得“具身感”，这是移情效应从“技术”到“审美”的内在逻辑。从技术维度考量，观众感官不适、画框消失带来的聚焦问题，一定程度上造成移情效应的损减。从内容和文化角度看，虚拟现实系统中的“真实”由创作者与体验者共同构建，应重视“非虚构”与“影像正义”的媒介规约，个体经验结构和文化圈层差异难以改变VR纪录片接受中的观念偏见，虚拟现实技术赋予纪实性内容的价值和功能应被审慎看待。

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态，虚拟现实艺术的意涵在媒介视角、艺术史视角、观者视角、叙事视角等四重维度的共振中进行界定。其中，媒介维度展现了虚拟现实媒介从玩具、镜子，再到艺术的发展历程；艺术史维度基于西方艺术史观念发展的内在演变逻辑，提出虚拟现实艺术属于“匣子”“格子”“框子”之后的“盒子”模式；观者维度集中体现了虚拟现实艺术所营造出的“数字原生空间”是对真实世界的“再媒介化”；叙事维度提出虚拟现实叙事是对影像叙事的模仿，更是对之前所有媒介叙事的挪用，进而重述了全景叙事、交互叙事与人工智能叙事的模式。总体而言，虚拟现实艺术本体旨在从单一的审美对象变成复合的体验触发器，同时在多重维度的共振中解释自身作为独立艺术形态的合理性。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已经开始影响社会各个领域，也开始冲击文艺批评，机器人写作、特别是ChatGPT的面世，似乎已冲击到人作为文艺批评主体的地位，以及本文所倡导的中国人本主义文艺批评传统的复归问题。对此，本文认为，机器人作为一种智能媒介的身份，只能是人的中枢神经的延伸，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非生命体的虚拟仿真产品，最终无法取代具有生命体的“合法”智能的批评主体——人；算法算不出审美体验来，机器人写作也写不出学术思想来。因而人工智能环境中的文艺批评，应该更加坚守人本主义立场，坚持“品”——磨砺感官，保持直觉和感知的敏锐度；坚持“悟”——淬炼心智，保持体验和顿悟的深刻度；坚持“思”——锐利思想，保持评价和判断的精准度。在文艺批评话语体系重建的问题上，人工智能引发的话语变革，与本文倡导的人本主义批评的话语方式，倒是有着某种共同的倾向，即趋向于基于感官直觉和画面叙事的口语，如此，便可以共同推动文艺批评回到说“人话”的传统中来。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从世界文学的视域来探讨中国文学方兴未艾，但往往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也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文学，而这方面恰恰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一个缺憾。本文以访谈的形式，记录王宁教授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民族文学的研究及其海外传播所作的思考。作为中国语境中世界文学理念的倡导者与推动者，王宁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对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如何融入世界文学，以及如何更好地提高民族文学的海外传播效果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兵团文学既自觉融入当代新疆多民族文学的斑斓图谱，也以反映兵团社会历史变迁和几代兵团人命运故事为旨归，在书写兵团农场日常生活、再现兵团人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的心理调适、塑造兵团代际形象等领域取得瞩目成绩。兵团文学具有以奉献精神为内核的崇高美，这种美学特质熔铸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此外，兵团文学尝试突破英雄史观束缚，以摇镜头的观视方式，展示兵团人如何重塑“故乡”与“家乡”的情感结构。文本中流淌的乡愁，与其说是对“故乡”的眷恋，不如说是对兵团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些叙事文本尝试激活兵团初创期的历史记忆，为弘扬和传播兵团精神、铸牢兵团屯垦戍边文化认同提供重要参照。

时代精神是一个现代历史哲学概念，在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黑格尔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只有马克思将精神与人的实践紧密结合，才赋予这一概念以科学品格。时代精神一旦成为历史哲学概念，就会对文艺产生积极影响，成为推动文艺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歌德、马克思等大文艺家、思想家都有精彩论述。中国现代文艺伴随着现代中国的创生而创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许多文艺家感应、捕捉时代精神，创作了大量优秀文艺作品。在民族文艺方面，优秀文艺作品硕果累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应是值得重视的时代精神之一。为了很好地表达这一时代精神，我们既要像前辈文艺家一样，对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丰富实践进行赋格，又要把握中国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思考、研究。

局限于生产关系投射的意识形态观念论范畴，文艺学已不足以全面应对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在锻造的文艺自动机器大生产方式的挑战。蒸汽机等实现了机器能量自动化，当今人工智能正在实现机器(计算机)智能自动化，引发人类生产工艺方式和生产力二次现代化革命，使物质生产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产品不断增加，从而使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促进文艺精神生产越来越快发展；而代表生产现代化社会方式的资本，则力图把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束缚在自我增殖的封闭循环中，打破资本封闭循环而把自由时间解放出来，文艺将获得自由发展。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打破学科壁垒，不局限于意识形态观念论范畴，结合工艺学方法论范畴和自由时间价值论范畴，全面重构马克思文艺思想体系，具有广泛而深远的重大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方法论就是从中国本土问题解决的需要出发，借西方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方法来阐发中国自己的思想材料，由此建立起中国的美学理论，并由此激活传统美学思想，开始了中国美学史的建构。因此，这种美学意欲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当下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国当下的，而非全然西方的。中国现代美学诞生于解决中国本土问题的需要，诞生于从“修身”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任务出发对西学的选择。同时，中国现代美学是在没有学科内部细分的情况下产生的，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美学的“史”和“论”、美学与其他学科都可以糅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打通古今中外的美学研究格局。中国现代美学强烈的社会介入意识和本土问题意识、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创的学术性的有机融合、在对传统思想材料以及传统文学艺术的现代阐释过程中实现的传统美学的现代转换，对于今天中国美学三大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在其本土发展的过往十年中，有些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尚未引起学术共同体的关注。其一是作为学科基础的文献资源的系统建设，建设什么和如何建设的问题需要认真考量，缺乏这一基础资源将严重阻碍学科的发展；其二是核心概念（或关键词）的系统梳理和界定，这是该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工作；其三是学科指南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学科的成熟度和系统性。

近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水准提升、格局改观，同时存在瓶颈问题。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经典、中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分的格局，三者之间，尤其是中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缺少充分的对话，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化发展及体系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以批判资本主义视野和关注绝大多数人维度为公约数，在深层对话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

尽管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性的历史潮流，但就具体国家而言，其发展态势却有很大的区别。向先发国家学习，汲取其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等于一切以其为标准。我们也不可能使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艺术演变成“唯一”的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文学艺术的外在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其创作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一直表现出最为敏感、最具主动性的状态，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极为自觉的表现，其表现手法亦与之前的“传统”不同，呈现出更加丰富生动的多样性。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中国式问题”提供了理论建设的方向和更新批评意识的基础，并指导文艺评论定位社会角色、确立价值理想、创新批评伦理、引入生态批评和重构精神品格。由此，中国文艺评论需要确立以面向知识大众为核心的有机性话语、注重全面发展的辩证性话语和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话语；三种话语相互融合，构建新型文艺理论话语。

近年来，塑造令人同情与怜悯的悲剧式反面人物成为国产影视剧的一种潮流。这种悲剧化书写，主要是通过展现自我美好本性的丧失与展现外在美好事物的毁灭两种方式实现的。这一潮流的出现与我国影视剧创作类型意识的强化与现实主义的深化有关，也与当下网络时代/妥协社会受众的审美趣味与集体心理有关。恶的悲剧化潜藏着恶的正当化的危险，因此创作者要正确处理好反面人物的主导性格与次要性格、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的关系，把握好描画恶的尺度。

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人物二重性”理论为基础，探讨反腐、扫黑题材剧中的反派人物塑造，首先积极肯定了创作中对人物塑造的丰富性追求与艺术成绩；其次，在辨析反派人物的悲剧性与复杂性的基础上，指出把握此类人物的倾向性与整体性（即主导性格）的重要意义；最后，进一步指出该类题材剧中的正面人物塑造亟需拓展表现空间，通过深入开掘生活、借助适当的创作手法弥补人物单薄的不足，追求丰富立体的人物塑造，以更好地传播反腐、扫黑题材剧的正向价值。

新时代以来，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回潮，并在作为一种方法的现实主义的内部实践中不断升华与深化。以《人民的名义》《狂飙》等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中的反面人物塑造来说，通过对性格善面的建构、性格的反向转化及其悲剧命运的流溯式再现，反面人物相比正面人物，其人物性格更加饱满化、立体化、生活化，更具复杂性，也更具人情味和毛边感；总的来说，其人物性格由单一性走向二重性乃至多重性，并在性格结构上集中体现为“善恶同体”或者说“美恶并举”的二重组合。这种由“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带来的人格二重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就其本质而言，反映出现实主义本身在认知与审美即在认识论与美学之间的二律背反。鉴于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在人物塑造上所呈现出的审美新变，重提一种“毛边现实主义”对当下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具有方法论层面的启迪意义。同时，也要警惕由反面人物性格复杂性所带来的善恶含混的问题，由此得出，保持一种正向的创作立意十分关键，这是新时代电视艺术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作为创作标准的重要体现。

本文结合中国当代艺术实践，就艺术为何走出“白立方”、走出“白立方”后应如何发展展开讨论。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艺术在当代既需要走出也需要走进“白立方”，其共同目标都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本文提出二元艺术本体论、艺术聚集理论和文化密度标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内近年来部分艺术乡建、非遗整体性保护案例，对艺术走进人民生活、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路径和方法进行总结和预判。

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质，它为中国文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特定的历史语境。伟大的时代要求孕育出伟大的文艺作品。现代化理念所蕴含的功利关系和技术宰制对人的支配，需要中国文艺以其审美创造，使人“诗意地栖居于世”。中国文艺的美育功能，有利于达成科学理性同人文价值的均衡。全球化时代造成的文化均质化，客观上需要借助中国的独特审美传统，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文艺人民性是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的本质特性，突出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在整个文艺现代化发展中起着主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人民文艺观的传播带来了文艺人民性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促进了文艺人民性不断丰富发展。文艺人民性既是在文艺现代化发展的整体系统中生成演变，同时也跟其他方面的文艺特性如文艺自主性和自律性、现代审美意识、文艺观念与文艺形态多样化等交织融合，形成主导性与多样化辩证统一发展，共同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2022年的中国舞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艺术创作、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舞蹈批评方面都出现新的热点、争议和探讨。本文在回顾这一年舞蹈作品演出的基础上，梳理了舞蹈界在新媒体传播以及跨界融合背景下关于舞蹈艺术本体发展和当代性的探讨；提出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下舞蹈艺术面临的机遇和调整；回顾了舞蹈界在本土与国际的视角下对中国式现代化舞蹈道路的探索，以及在舞蹈评论方面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精神的回归。

2022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汇成了时代语境。中国艺术学重要建设范畴的艺术理论、艺术评论、学科体系等方面都在这一时代语境中自信地开辟时代新境界。艺术理论领域正试图凝结一些新理论语汇，并在《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引领下拓展新视域，找寻具有“现代化”意义的理论新品质；艺术评论在“中国式”的文化自信中加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特别是对艺术评论价值观和艺术批评标准进行了深刻反思；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具有深刻的年度划痕，引发了学界广泛讨论，提出了系列应对策略。